他拒领诺贝尔奖的前辈们都服了——辛克莱·刘易斯凭什么第一个拿？

1930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美国人。这不是海明威，不是福克纳，不是菲茨杰拉德——而是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小镇、长着一脸红疹的瘦高个儿。他叫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作家得过这个奖。更离谱的是，就在五年前，他还高调拒绝了普利策奖，理由是这个奖"只鼓励平庸"。今天是他诞辰141周年，让我们聊聊这位把整个美国中产阶级骂了个遍、却被全世界认可的文学狂人。

1885年2月7日，辛克莱·刘易斯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索克中心镇（Sauk Centre）。这个镇子有多小呢？大约两三千人，一条主街贯穿全镇，街两边是杂货铺、教堂和无所事事的闲人。刘易斯的父亲是镇上的医生，算是体面人家，但小刘易斯从小就格格不入。他长得不好看——瘦得像根电线杆，脸上布满严重的痤疮疤痕，同龄人不怎么待见他。他唯一的朋友是书。后来他把这个让他窒息的小镇写进了小说，让全美国都知道了"大街"（Main Street）上的虚伪和狭隘。

说到《大街》（Main Street，1920年），这本书的杀伤力堪比往美国小镇的客厅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女主角卡罗尔嫁给了一个小镇医生，满怀热情地想改造这个沉闷的地方，结果被镇上的保守势力磨得粉碎。刘易斯笔下的小镇居民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对一切新事物充满敌意，同时又坚信自己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这本书一出版就炸了——两年内卖出近200万册。美国各地的小镇居民一边骂刘易斯，一边偷偷翻看自己是不是被写进去了。索克中心镇的人更是气得要命，觉得这是赤裸裸的叛徒行为。但刘易斯根本不在乎，他说："我写的是真相，如果真相让你不舒服，那是你的问题。"

如果说《大街》是对小镇的手术刀，那么《巴比特》（Babbitt，1922年）就是对整个美国中产阶级的核弹。乔治·巴比特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房地产商，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标准的美国成功学教材：加入扶轮社，打高尔夫，买最新款汽车，在派对上说正确的话，跟正确的人握手。他没有真正的思想，没有真正的爱好，甚至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只有"人脉"。刘易斯把这个角色写得如此精准，以至于"巴比特"（Babbitt）这个词直接进了英语词典，意思就是"庸俗的自满中产"。一百年后的今天，你打开社交媒体看看那些晒车晒房晒成功学的人，会发现巴比特们不但没有灭绝，反而活得比以往更加生猛。

1925年，刘易斯又扔出了《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这回他把枪口对准了医学界。主角马丁·阿罗史密斯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医生，他想做纯粹的科学研究，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虚荣的同行和官僚化的机构不断把他往庸俗的方向推。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普利策委员会要把奖颁给他。刘易斯的回应是什么？拒绝。他在公开信中写道，普利策奖要求获奖作品"展现美国生活中健康向上的氛围"，而他认为这种标准是在"鼓励作家变成乖巧的仆人，而不是独立的艺术家"。这封信在文学圈引发了地震，有人骂他狂妄，也有人暗暗佩服他的骨头。

到了1930年，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把文学奖颁给刘易斯。颁奖词说他拥有"有力而生动的叙述艺术，以及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人物的才能"。这一次，刘易斯没有拒绝。他飞到斯德哥尔摩，穿上燕尾服，发表了一篇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演说——《美国的恐惧》（The American Fear of Literature）。在这篇演说中，他猛烈抨击了美国文学界的保守主义，点名批评了当时把持文坛的"绅士派"批评家，呼吁美国文学摆脱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直面现实。他还为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等被主流忽视的作家仗义执言。这篇演说至今读来仍然痛快淋漓。

但诺贝尔奖之后的刘易斯，坦白说，走了下坡路。他继续写作，产量不减，但作品的锋芒明显钝了。1935年的《这不可能在这里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是个例外——这本反法西斯小说描述了一个煽动家在美国当选总统后建立独裁统治的故事，放在今天来读，某些情节会让你脊背发凉。但总体而言，他后期的作品很少能达到二十年代那几部的高度。酒精是一个重要原因。刘易斯一辈子都在跟酒瓶子搏斗，而且输多赢少。他的两段婚姻都以离婚告终，他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晚年的他经常独自在欧洲的旅馆里喝得烂醉。

说到他的私人生活，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女记者之一，被称为"除了罗斯福夫人之外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两人在1928年结婚，一开始是才子佳人的佳话，后来变成了两个强势灵魂的角力赛。汤普森忙着在专栏里抨击希特勒，刘易斯忙着在酒杯里寻找灵感，两人渐行渐远。1942年离婚后，刘易斯对朋友说了一句非常刘易斯式的话："我终于明白了，我适合写婚姻，不适合经营婚姻。"

1951年1月10日，刘易斯在罗马的一家诊所里孤独地去世，死因是晚期酒精中毒导致的心脏病。他才65岁。遗体被火化后运回了他一辈子都在逃离的索克中心镇——命运的黑色幽默莫过于此。那个他在小说里嘲讽了无数次的小镇，最终成了他的归宿。如今，索克中心镇的主街上有一块牌子，写着"辛克莱·刘易斯的故乡"。镇上的人终于原谅了他，或者说，终于学会了把被骂当成荣誉。

刘易斯的文学遗产是什么？首先，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打开了美国文学的一扇窗。在他之前，美国小说界弥漫着一种甜腻的乐观主义，作家们热衷于描写勤劳致富的成功故事和田园诗般的小镇生活。刘易斯撕掉了这层糖纸，让人们看到糖纸下面的蛀牙。没有他的开路，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那一代人的道路会更难走。其次，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不是居高临下的嘲笑，而是近距离的、充满细节的、几乎带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精度的观察。他笔下的巴比特不是一个漫画式的丑角，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可悲又可怜的人，你甚至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当然，刘易斯也有明显的局限。他的小说技巧算不上顶尖——跟福克纳比叙事实验，跟海明威比语言凝练，他都要逊色不少。他更像是一个卓越的社会观察者，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艺术家。有批评家说，他的小说读起来更像是"长篇报道文学"，这话有几分道理。但话说回来，文学的意义难道只在于技巧吗？如果一个作家能让一个民族照镜子，让人们在笑过之后开始思考——这难道不够吗？

141年后的今天，辛克莱·刘易斯的名字在文学课堂之外已经不太被提起了。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的光环太强，把这位"第一个拿诺贝尔奖的美国人"挤到了记忆的角落。但如果你真正读一读《巴比特》，你会惊讶地发现，一百年前的讽刺在今天依然精准得可怕。那些追逐成功、害怕独立思考、用消费定义身份的人，从来就没有从美国的大街上消失——他们只是换了更新款的汽车，搬进了更大的房子，刷着更快的手机。刘易斯如果活到今天，大概会笑着说："看吧，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然后继续倒满他的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