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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02月13日 03:07

诗歌没死,它只是搬进了Instagram——然后变成了鸡汤

普希金如果活在今天,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大概会被拆成三百条Instagram帖子,每条配一张落日滤镜照片。别笑,这不是玩笑。2024年,Instagram上标记#poetry的帖子超过一亿条,而全球诗集的年销量却在持续下滑。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文学史上最诡异的迁徙:诗歌从书页跳进了手机屏幕,从酒馆朗诵变成了深夜刷屏。这场迁徙是进化还是堕落?答案可能比你想的复杂得多。

问题是——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被点赞十万次的「诗」,还算诗吗?当露比·考尔(Rupi Kaur)的一句「你不欠任何人一个微笑」配上一幅简笔画就能卖出几百万册,而你身边学中文系的朋友连海子的名字都拼不全时,我们是该庆祝诗歌的「民主化」,还是该为它默哀?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更尖锐的角度切入。让我们暂时搁置「什么是好诗」的千年争论,先看看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说一个残酷的事实:诗歌从来就没「活」得多好。在所谓的黄金年代,诗人们也活得像条狗。杜甫一辈子穷困潦倒,茅屋被风吹破了还得写首诗来记录这件惨事。波德莱尔因为《恶之花》被法庭罚款,差点入狱。茨维塔耶娃在流亡中上吊自杀。曼德尔施塔姆死在集中营里,他的诗稿被其他囚犯藏在鞋底里偷运出去。叶赛宁二十岁出头就用血写下绝命诗,然后在列宁格勒的旅馆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当有人说「诗歌已死」的时候,我想问:它什么时候真正「活」过?诗歌的命运从来就是在主流文化的边缘苟延残喘,偶尔被时代的聚光灯扫到一下,然后继续在角落里默默燃烧。所谓的「诗歌的死亡」,不过是每个时代都会重复一遍的古老恨话罢了。

但社交媒体确实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一点无可否认。2013年,一个叫露比·考尔的加拿大印度裔姑娘开始在Instagram上发短诗,配上自己画的简笔画。到2017年,她的诗集《牛奶与蜂蜜》卖出了超过300万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注意,这是诗集,不是小说,不是自传,是一本正儿八经的诗集登上了畅销榜。这本书里最长的「诗」不超过三行。最短的?两个单词。传统诗歌界炸了锅。《纽约客》的评论家直接写道:「这不是诗,这是带换行的日记。」但考尔的粉丝不在乎——他们用截图转发,用眼泪点赞,用钱包投票。文学批评家说得再难听,也抵不过一个数字:三百万册。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经典诗人一辈子的总销量。

这就是当代诗歌的核心矛盾:在社交媒体上最火的「诗」,往往是传统标准下最不像诗的东西。没有复杂的韵律,没有精巧的意象,没有需要反复咀嚼的隐喻。有的只是简短、直白、情绪化的句子,像一记耳光一样打在你刷手机的间隙里。Instagram诗歌的本质不是文学,而是情绪的快消品——它存在的意义不是让你思考,而是让你在三秒内产生共鸣,然后点赞、转发、继续刷下一条。如果说传统诗歌是一杯需要慢慢品的老酒,那么Instagram诗歌就是一罐冰可乐——爬山的时候喝一口确实爽,但你不会管它叫「酒」。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而是物种的差异。

说到这里,中国的情况更有意思。微博和抖音上,「诗歌」同样在野蛮生长。余秀华因为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2015年刷爆朋友圈,一夜之间从湖北农村的脑瘫女诗人变成了全国名人。这首诗当然是好诗——它有力量,有痛感,有真正的文学质地。但让它爆火的不是文学质地,而是那个惊世骇俗的标题。社交媒体的算法奖励的是「刺激」,不是「深度」。余秀华之后写了很多同样优秀甚至更好的诗,但再也没有获得那样的流量。因为算法已经刷过她了,它需要下一个刺激。这就是算法的逻辑:你不是一个诗人,你是一个内容生产者,而内容的保质期比牛奶还短。平台不在乎你写了什么,它只在乎你的内容能在信息流里制造多少停留。

再看看抖音上的「诗歌账号」。一个穿着汉服的姑娘对着镜头念仓央嘉措的情诗,背景是故宫的红墙和飘落的银杏叶,BGM是古风音乐——点赞几十万。但你点进评论区,会发现大多数人讨论的不是诗,而是「姐姐好美」「汉服在哪买的」「BGM是什么歌」。诗歌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美学装饰品,像是精致餐厅里的插花——好看,但没人真的在意它是什么品种。诗歌被抽离了意义,变成了纯粹的视觉符号和氛围道具。在这个过程中,词语的重量被剥离,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文化包装纸。那些伟大的诗句变成了配乐朗诵的素材,就像名画被印在帆布包上一样——人人都能拥有,但没人真正注视。

但我要说一句可能不受欢迎的话:这未必全是坏事。回顾文学史,每一次传播媒介的变革都伴随着「文学已死」的哀嚎。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的时候,手抄本爱好者觉得世界末日来了。廉价小说(Penny Dreadful)出现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贵族觉得文明要完蛋了。电视普及的时候,诗人们觉得再也没人读书了。结果呢?印刷术催生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廉价小说孕育了侦探文学和科幻文学,电视时代反而出现了垮掉的一代和嚎叫派诗歌。媒介变了,诗歌没死——它变形了。每次变形都会丢掉一些东西,也会获得一些新的东西。关键是在变形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记得诗歌最初为什么被发明出来。

现在的情况也一样。Instagram和抖音上那些三行小诗,大部分确实是垃圾。但垃圾里会长出花来。年轻人因为社交媒体上的「鸡汤诗」开始对诗歌产生兴趣,然后其中一小部分人会顺着这条线索往深处走,发现北岛、发现辛波斯卡、发现里尔克。考尔的读者里,一定有人后来读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然后惊叹:「原来诗可以这样写。」那些因为一条抖音视频而翻开《唐诗三百首》的小孩,其中可能就有下一个真正的诗人。这不就够了吗?入口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愿意走进去。

当然,危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当诗歌变成一种「内容产品」,当写诗的目标从「表达」变成「传播」,当诗人开始根据算法来调整自己的节奏和选题——这时候死掉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诗歌的灵魂。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观众而写的。李白醉酒写诗的时候不会想「这条能不能上热搜」;策兰在经历了大屠杀之后写《死亡赋格》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标题够不够吸引点击」。诗歌最本质的东西——那种面对存在的孤独时发出的拼命呼喊——是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你没法把《秋兴八首》拆成十秒的短视频,就像你没法把交响乐压缩成手机铃声一样。有些东西天生就需要时间和安静,而这两样恰恰是社交媒体最仇视的敌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交媒体正在重新定义「诗人」这个身份。在古代,诗人是神谕、是先知、是文明的良心。在浪漫主义时代,诗人是叛逆者、是梦想家、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天才。而现在,「诗人」正在变成「内容创作者」的一个子类别,和美食博主、健身达人并列。这不是嘴,这是事实。当一个诗人的「个人品牌」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时候,什么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不言自明。阿赫玛托娃不需要个人品牌,她的诗就是她的全部身份证明。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什么?诗歌没死。诗歌从来没死过,以后也不会死。但它确实分裂成了两种东西:一种是社交媒体上的「诗歌内容」,短平快、高传播、低门槛,本质上是情绪消费品;另一种是真正的诗,依然在某个角落里安静地燃烧,被很少的人阅读,但每一个读到的人都会被它改变。这两种东西共享一个名字,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比普希金到Instagram之间的距离还要远。

而你,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放下手机,去读一首真正的诗吧。不是Instagram上那种。去读策兰,读北岛,读辛波斯卡。读那种需要你停下来、深呼吸、然后重读三遍的诗。因为在这个一切都被加速的时代,能让你慢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活着的东西。诗歌没死,它只是在等你停下来。

没什么可读的?创建你自己的书然后阅读它!就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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