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猫毁了日本文坛——夏目漱石如何用幽默撕碎明治时代的伪善

1867年2月9日，东京一个并不怎么待见他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日后要让整个日本文坛地震的男人。他被亲生父母当作累赘送人，被养父母当作摇钱树利用，在英国留学时差点精神崩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满身伤痕的人，写出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温柔也最犀利的文字。他叫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中国典故“漱石枕流”，意思是用石头漱口——一个倔强到骨子里的意象，简直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今天是夏目漱石诞辰159周年。说实话，如果你只知道村上春树和川端康成，那你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大概只算入了半个门。漱石才是那个真正奠基的人，是日本“国民大作家”，头像曾经印在一千日元纸币上整整二十年。想想看，一个作家的脸天天在几百万人的钱包里出现——这大概是文学能获得的最世俗也最诚实的认可了。在中国，我们还在为“作家该不该上综艺”这种无聊的问题争论，人家日本直接把作家印在钱上了，这格局差别可不是一点半点。

让我们从那只著名的猫说起。1905年，漱石发表了处女作《我是猫》。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一只没有名字的猫，它寄居在一个迂腐教师家里，用一双冷眼旁观人类社会的荒诞。这只猫毒舌到什么程度？它嘲笑主人的虚伪，讽刺邻居的贪婪，把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窘态剥得一干二净。最妙的是，这只猫始终没学会抓老鼠——漱石用这个细节狠狠地暗示了一件事：在一个急速西化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在假装自己会做一些其实根本不会的事情。小说最后，这只猫喝醉了掉进水缸淹死了。一个冷幽默的结局，像极了漱石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看透了，笑了笑，然后沉下去。

《我是猫》一炮而红之后，漱石做了一件在当时堪称疯狂的事——他辞去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加入朝日新闻社当专栏作家。要知道，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的铁饭碗比今天任何一个公务员编制都要金贵得多。但漱石不在乎。他说他要专心写小说。这就好比今天一个清华教授辞职去当自由撰稿人，你可以想象周围人看他的眼神。但事实证明，漱石是对的。离开学术界之后，他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接连写出了《少爷》《三四郎》《门》《心》等一系列杰作。短短十年间，他写出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短篇、随笔、讲演录，产量之高令人哋舌。

说到《少爷》，这大概是日本文学里最好笑的小说之一。主人公是一个脾气火爆、心直口快的东京小伙子，被派到四国乡下当中学教师，结果跟整个学校的同事都搞不来。他给每个同事起外号——“红衬衫”“豪猪”“小丑”——然后用一种近乎鲁莽的正义感跟所有虚伪的人对着干。这部小说写于1906年，但你读起来会觉得它写的就是今天办公室里的那些破事——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领导的虚伪嫉妒、正直人的沉没——人性这玩意儿，一百多年来真的没什么变化。漱石看得太准了。

但如果你以为漱石只会写轻喜剧，那就大错特错了。1914年的《心》可能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也是日本文学史上最令人心碎的小说之一。小说分三部分：“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与一位神秘“先生”之间的关系。这位先生内心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年轻时他夺走了好友心爱的女人，好友随后自杀。这个罪孽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几十年，最终他也选择了自杀——而时间节点恰好是明治天皇驾崩和乃木希典殉死的时刻。漱石在这里做了一件极其高明的事：他把个人的罪恶感与整个时代的终结叠合在一起，让“心”的重量从一个人扩展到了整个民族。读完这部小说，你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那种沉闷的压迫感，就像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漱石为什么能写得这么深？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深渊。先说他的童年。漱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是家中老幺，上面已经有五个哥哥姐姐。父母觉得这个儿子多余，小时候就把他送给别人当养子。养父母离婚后他又被退回来，像一件不想要的商品被反复转手。这种“被抛弃”的原初体验，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的性格里。你读他后来所有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被孤立、被误解、被边缘化的主人公——这不是巧合。

再说伦敦留学。1900年到1902年，他被日本政府公派到英国研究英国文学。按理说这应该是一段光鲜的经历，但漱石在伦敦过得极其痛苦。他几乎不出门，不社交，把自己关在租来的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地思考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同时，种族歧视的经历、经济的拮据、和妻子分隔两地的孤独，以及一种深刻的文化身份焦虑——我是日本人，但我在研究英国文学，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差点把他逼疯。朋友们写信回东京说漱石精神状态不太对劲。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伦敦那两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但也正是这段经历锻造了他。漱石比同时代任何一个日本作家都更深刻地理解了“现代性”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不仅仅是火车和工厂，它是孤独，是自我与社会之间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是你明明知道旧世界回不去了但新世界又让你喘不过气来的那种窒息感。这种洞察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从《三四郎》里那个从乡下来到东京的大学生的迷茫，到《其后》里那个靠父亲养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再到《门》里那对因为抢走朋友妻子而活在负罪感中的夫妻——漱石一次又一次地书写着同一个主题：现代人的心是一座孤岛。

有趣的是，漱石还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文学理论家。他提出了“则天去私”的美学理念——超越小我，去除私欲，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听起来很像禅宗，但漱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从西方文学的训练中反向抵达这个东方结论的。他读过莎士比亚、读过斯特恩、读过梅瑞迪斯，然后他说：西方文学的个人主义走到极端会变成一种病。这个判断放在今天来看，简直像是一种预言——看看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营造的“个人品牌”背后的空虚，漱石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看透了。

漱石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1910年曾经大出血差点死掉。那次“修善寺大患”之后，他的作品变得更加沉郁，但也更加精纯。就像陈年的酒，苦涩的杂质沉淀下去了，留下的是一种透明的忧伤。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则天去私”，仿佛在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他终于放下了对自我的执念。1916年12月9日，漱石因胃溃疡内出血去世，年仅49岁。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明暗》停在了第188章——这个数字本身就像一个隐喻：人生从来都不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结局。

漱石对后世的影响大到难以估量。芥川龙之介是他的学生，而芥川后来成了日本文学最重要的奖项——芥川奖的命名来源。这就像一条文学的血脉：漱石教出了芥川，芥川的名字成了衡量日本文学最高水准的标尺。此外，漱石开创的“余裕派”文学风格——从容不迫、带着距离感的幽默——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谷崎润一郎、太宰治，乃至当代的村上春树。你在村上小说里读到的那种疏离感和冷幽默，往上追溯，源头就在漱石那里。没有漱石，日本文学的样子会完全不同。

159年过去了。夏目漱石的脸已经从日元纸币上撤下来了，换成了野口英世。但他的文字还在。《心》依然是日本高中生的必读书目，《我是猫》依然让每一代新读者笑出声来。在一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漱石的小说依然能让人安静下来，用几个小时沉浸在一百多年前的东京——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也许漱石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现代人的困境”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孤独、焦虑、身份认同的危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崩塌——这些东西在1914年和2026年一模一样。那只没有名字的猫，那个暴脾气的少爷，那个带着秘密赴死的先生，他们都活在我们中间。漱石用石头漱口，我们用手机刷屏，但内心的那个空洞，从来都没有被填满过。这大概就是伟大文学的意义：它不给你答案，它只是让你知道——你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