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猫毁了日本文坛？夏目漱石如何用幽默颠覆整个时代

一只猫毁了日本文坛？夏目漱石如何用幽默颠覆整个时代

1867年2月9日，东京一个并不缺孩子的家庭迎来了第八个娃。这孩子一出生就被嫌弃——父母觉得孩子太多，直接把他送给了别人当养子。谁能想到，这个被亲生父母“退货”的男孩，后来会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头像被印在千元日钞上长达二十年？他就是夏目漱石，一个用猫的视角嘲讽人类、用温柔的笔触剖开人心最阴暗角落的文学巨匠。今天，是他诞辰159周年。让我们聊聊这位把“则天去私”当人生信条、却一辈子都在和自己的私心搏斗的矛盾天才。

先说说他那个倒霉的童年。夏目金之助——这是他的本名——刚出生就被送到一个古董店老板家当养子。养父母后来离婚了，他又被踢回亲生父母家。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回到原生家庭后，父亲对他冷淡得像对待一个不请自来的房客。更惨的是，他在户籍上折腾了很久，直到二十多岁才正式恢复夏目家的姓氏。这种被反复抛弃的经历，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后来你读他的《心》，读到那种人与人之间深入骨髓的猜疑和孤独，别觉得他是在无病呻吟——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自己的伤口里挤出来的血。

但夏目漱石可不是那种沉溺于悲伤的人。他的应对方式很朋克：拼命读书。而且读得极其玄妙，不仅读英文文学，还深入研究汉学和俳句。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学英文学，成绩好到政府决定公费派他去英国留学。1900年，33岁的漱石踏上了前往伦敦的轮船。你可能以为这是一段浪漫的异国求学记？大错特错。伦敦的两年，几乎把他逼疯了——字面意义上的“逼疯”。他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钱不够花，社交困难，英国人的傲慢让他倍感屈辱。他的同学们在派对上开心聊天，他却独自窝在房间里和书本大眼对小眼。他开始怀疑自己研究英国文学的意义：一个日本人，跑到英国去研究英国人的文学，这不是东施效颦吗？但正是这种彻底的自我怀疑，像一把锤子砸开了某个封印。

因为正是这段近乎精神崩溃的经历，催生了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思考。他意识到，日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文学论”，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文学的本质——把意识、情感、印象分解成可以研究的元素。虽然这套理论在学术界褒贬不一，但他那种“我不跪着学西方”的姿态，在当时举国上下争先恐后“脱亚入欧”的日本知识界简直是一股清流。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骨气。在一个人人急着“向西方看齐”的年代，有人敢站出来说“等一等，我们不必丢掉自己”，这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勇气。

1905年，漱石38岁，干了一件改变日本文学史的事——他写了《我是猫》。说“写”可能不太准确，更像是“玩着写的”。起初只是在好友高浜虚子主编的《杜鹃》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短篇，写一只没有名字的猫观察主人家的日常生活。没想到读者反响热烈，他就继续写下去，最终写成了一部十一章的长篇。这部小说的天才之处在于：通过一只猫的眼睛，把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虚伪、迂腐、自以为是，嘲讽了个遍。猫是旁观者，猫不懂人类的规矩，所以猫说的每一句大实话都让人笑出声来，笑完之后又觉得脊背发凉。这个叙事策略放到今天来看，简直就是一个高级段子手的降维打击。更妙的是，这只猫最后掉进水缸淮死了——漱石甚至不给自己的叙述者一个体面的退场，这种黑色幽默简直绝了。有人说这只猫的原型就是漱石家里的一只流浪黑猫，后来这只猫死了，漱石还专门为它在后院立了一块小墓碑。你看，一个会给猫立碑的人，能写不好猫的故事吗？

如果说《我是猫》展示了漱石幽默的一面，那么1906年的《哥儿》则展示了他热血的一面。《哥儿》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直到近乎鲁莽的年轻人，被派到四国乡下当数学老师，和一群虚伪的同事斗智斗勇。每个同事都有绐号：“红衬衫”“豪猪”“南瓜”——光是这些绐号就让你知道漱石的毒舌有多绝。这部小说读起来痛快淋漓，像是日本版的《堂吉诃德》——主人公明知会输，却偏要和整个世界硬刚。有意思的是，漱石本人曾在松山和熊本当过中学教师，那段经历显然给了他丰富的素材。你看，好作家从来不浪费自己的倒霉经历。每一次挫败、每一次屈辱，在笔下都能化为黄金。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漱石的作品读起来总有一种“过来人”的通透感——因为他真的都经历过。

然后，漱石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疯狂的决定。1907年，他辞去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铁饭碗，加入朝日新闻社当专职作家。这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帝国大学教授啊！那可是社会金字塔尖上的位置！但漱石不在乎。他想写小说，他想靠写小说活着。这个决定的勇气，放到今天就相当于一个清华教授辞职去写网络小说，你品品这个冲击力。有意思的是，当时文部省还试图挑选1他，给他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被他一口拒绝了。他的理由很漱石：我不需要任何头衔来证明我是谁。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离开学术体制的束缚后，他反而迎来了创作的大爆发。

加入朝日新闻后，漱石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他以每年一到两部长篇的速度，接连推出了《三四郎》《其后》《门》——这是他的前期三部曲，以及《彼岸过迄》《行人》《心》——后期三部曲。这些作品的主题越来越沉重：从青年的迷茫，到中年的困境，再到人性深处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1914年的《心》，这部作品几乎是日本文学史上最令人窒息的小说之一。小说分为三部分：“先生与我”“双亲与我”“先生的遗书”。一个秘密、一段背叛、一个自杀，漱石用极度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人类内心最幽暗的角落。“先生”这个角色的悲剧不在于他做了什么错事，而在于他太清楚自己做了错事，却无法原谅自己。这种对人性的洞察深度，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尺度上，也是一流的。有意思的是，《心》发表的时间恰好是明治天皇驾崩、乃木希典殉死的同一年，整个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时代的剧变。漱石精准地捉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

说到这里，必须提一下漱石的“门下生”们。他每周四在家举办“木曜会”，一群年轻作家来他家喝茶聊天，讨论文学。这个聚会培养出了一批日本文学的重量级人物：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松冈让、小宫豊隆等人都是他的门生。其中芥川龙之介后来成为日本短篇小说之王，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芥川奖”就是以他命名的。所以你看，漱石不仅自己写得好，还间接孵化了整个日本现代文学生态。他就像一棵大树，不仅自己枝繁叶茂，还庇护出了一片森林。这投资回报率，任何风投都要流口水。

漱石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1910年在修善寺疗养时甚至大量吐血，一度濒死。这次“修善寺大患”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之后他的作品更加关注生死问题，风格也更加内省和深沉。他提出了“则天去私”的理念——摆脱私心，顺应天道而行。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宗教顿悟，但漱石到死都没能真正做到。他依然暴躁，依然多疑，依然和妻子镶山镜子吵架。据说他曾经因为精神状态不好，把妻子折腾得死去活来，镶山一度想过自杀。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成为一个如此真实、如此动人的写作者。一个完美的圣人不会写出《心》，只有一个深知自己不完美、并为此痛苦的人才能写出来。

1916年12月9日，夏目漱石因胃溃疡内出血去世，年仅49岁。他的遗作《明暗》只写到第188回，永远地停在了那里。他的大脑在去世后被取出保存，现在还泡在东京大学医学部的福尔马林里——这大概是关于漱石最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细节了。有人说如果漱石多活十年，日本文学的走向可能完全不同。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一个49岁就能写出那样深度作品的人，如果再给他十年二十年，谁知道会创造出什么呢？

今天回头看漱石，最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文学技巧——虽然那确实是大师级的——而是他的诚实。在一个崇拜西方的时代，他敢说“我们不必跪着学”；在一个推崇“私小说”的文坛，他偏要写“余裕”的文学；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依然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他把“I love you”翻译成“今晚月色真美”的传说虽然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开来，恰恰是因为它太符合漱石的气质了——那种含蓄到极致反而比直白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正是日本美学最动人的地方。

159年过去了。漱石笔下那些关于孤独、信任、自我认同的困境，一点也没有过时。打开《心》，你会发现“先生”的纠结和今天任何一个深夜失眠刷手机的现代人并无本质区别——我们都在人群中感到孤独，都在亲密关系中感到恐惧，都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找不到平衡点。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不告诉你答案，它只是让你知道，你并不孤独。而这，大概就是夏目漱石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