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猫毁掉了一个英文教授——夏目漱石如何被迫成为文豪

一只猫毁掉了一个英文教授——夏目漱石如何被迫成为文豪

1905年，一个患有严重胃病、神经衰弱、对人类充满怀疑的英文教授，写了一本以猫的视角讽刺人类社会的小说。没人料到，这本书会让他一夜之间从教书匠变成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更没人料到，这个男人此后只活了十一年，却写出了足以撑起整个时代的作品。今天是夏目漱石诞辰159周年。我们来聊聊这个被一只猫改变命运的男人——他的孤独、他的毒舌、以及他留给我们的那些至今仍能刺痛人心的文字。

先说一个让人心酸的事实：夏目漱石从出生就不被需要。1867年2月9日，他生于东京牛込镇（现新宿区）一个没落的名主家庭，是家里第八个孩子。这个年份本身就意味深长——幕府将亡，明治将至，旧日本的一切都在崩塔。他的父亲夏目小兵卫直克曾经是当地的小官，可到了明治维新，这些旧时代的头衔一文不值了。父母觉得这个老来得子多余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于是干脆把他送给了一个古董店老板当养子。养父母后来离婚了，他又被踢回原生家庭。直到九岁才正式恢复夏目姓氏。你能想象吗？一个孩子像包裹一样被人传来传去，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没有确定感。这种经历在他心里种下的东西，后来全部变成了文学。他笔下那些关于人际关系的冷峻观察、关于信任的深刻怀疑，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童年的伤口里长出来的。

但漱石不是那种会坐在角落里默默流泪的人。他选择了一种更高级的报复方式——他变得极其聪明。在东京帝国大学读英文学，成绩好到政府决定公费派他去英国留学。1900年，他踏上了前往伦敦的轮船。注意，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游学之旅。英国给了他两年地狱般的体验。他的留学费用微薄得可笑，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只能窝在破旧的公寓里；他身高不过一米六左右，走在伦敦街头的高大英国人中间，像个迷路的异类；他孤独到了极点，语言障碍让他无法真正融入任何社交圈子。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那段日子让他几乎发疯。这不是文学化的夸张——他的房东真的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甚至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了警告。但正是在这种几近崩溃的状态下，他开始疯狂地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不是英国人告诉你的那种文学，而是从人的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学。他在伦敦的小阁楼里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试图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文学。这些思考后来被整理成《文学论》，虽然没几个人读完过，但它是漱石所有创作的思想地基。

1903年回到日本，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接替小泉八云（就是那个写《怪谈》的著名外国人）教英文学。学生们完全不买账——小泉八云多有魅力啊，一个金发碧眼的帽子国人，讲课像讲故事，你一个又矮又阴郁的日本人算什么？漱石的课堂评价惨不忍睹。他的胃病加重了，神经衰弱也加重了，据说他在家里经常对妻子镜子发脾气，甚至有暴力倾向。镜子后来回忆那段婚姻生活，用了两个字：修罗场。一个在大学里不受欢迎、在家里无法控制情绪的中年男人，看起来离“伟大”二字相去十万八千里。但命运这东西，就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然后，那只猫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只黑色流浪猫闯进了他在东京千驿木的家，赖着不走。漱石盯着这只猫看了很久，忽然觉得——如果让这只猫来评价人类社会，一定比任何文学评论家都犀利得多。因为猫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猫不懂社交礼仪，猫只会用那双冷漠的眼睛盯着你，抱着一种“你们人类可真无聊”的表情。1905年1月，《我是猫》（吾輩は猫である）开始在杂志《杜鹃》上连载。这只没有名字的猫，用冷眼旁观的方式，把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虚伪、可笑、自以为是剥了个精光。它的主人苦沙弥先生是个自以为是的英文教师（听着耳熟吗？），他和朋友们整天高谈阔论，却什么也做不成。日本读者疯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小说——幽默、毒辣、聪明到让人嫉妒。一个教书匠，就这么被一只猫推上了文坛。

紧接着是1906年的《哥儿》（坊っちゃん）。如果说《我是猫》是知识分子的讽刺画，《哥儿》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对虚伪世界的正面宣战。主人公是个直肠子的东京小伙，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四国松山的中学教书，发现学校里全是勾心斗角的伪君子。他的反抗方式简单粗暴——不服就干，谁不要脸就揍谁。这本书至今仍是日本中学生的必读书目，因为每个年轻人都能在哥儿身上看到自己：愤怒、天真、不肯妥协，哪怕注定要输。有趣的是，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漱石自己就曾在松山和熄本的中学教过书，那段经历显然给了他足够的素材和怨气。

但真正让漱石封神的，是他后期的作品。1907年，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绝对疯狂的决定——辞掉东京帝国大学的铁饭碗，加入朝日新闻社当专职小说家。一个大学教授去报社写连载小说？这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简直是天大的丑闻。但漱石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从《三四郎》到《彡岸此后》，再到《门》，他写出了著名的前期三部曲。接着是《彼岸过达》《行人》，直到登峰之作《心》。他的作品越来越深沉、越来越痛苦。他不再满足于讽刺社会表面的荒唐，他开始挖掘人心最深处的黑暗：孤独、背叛、愧疚，以及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说到《心》（こころ，1914年），这是我个人认为日本近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品，没有“之一”。故事的架构很简单：一个年轻人认识了一个神秘的“先生”，这个先生总是独来独往、对世界充满警惕。最终年轻人收到了先生的长篇遗书，在遗书中先生坦白了自己年轻时因为竞争爱情而间接导致好友自杀的往事。就这么一个故事，漱石写出了人类关于信任与背叛最深刻的寓言。先生在遗书里写的那句话——“你以为世上存在坏人吗？世上没有现成的坏人。平时都是好人，至少是普通人。可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坏人了”——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停下来，盯着天花板想很久。这句话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不是在说别人，它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

漱石用他那双因为太多痛苦而变得异常敏锐的眼睛，看穿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善与恶的界限从来不在人与人之间，而在每个人的心里。这种洞察力不是从学院里培养出来的，它来自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在异国他乡几近疯狂、在家庭中深感无力的男人的真实生命体验。痛苦是最好的老师，前提是你没有被它彻底压垃。漱石没有被压垃，但他的胃被压垃了。

漱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发明了日本现代小说的叙事范式。在他之前，日本文学要么模仿中国古典，要么照搬西方技巧。漱石找到了第三条路：用现代的方法写日本人自己的内心。他的门下弟子包括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寺田寅彦等人，芥川龙之介后来成了日本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日本最高文学奖之一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没有漱石在千驿木家中每周四举办的“木曜会”文学沙龙，就没有后来日本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文学沙龙培养出的作家，几乎撑起了大正和昭和初期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

1916年12月9日，漱石因胃溃疡大出血去世，年仅49岁。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明暗》永远停在了第188回，没有写完。死后医生解剖了他的大脑，发现异常发达——据说重量超过了同时代的平均水平。他的胃里则满是溃疡的痕迹，跟月球表面似的。这就是漱石：大脑在燃烧，胃在腐烂。他用身体的崩塌换来了精神的不朽。十一年的创作生涯，十五部长篇小说，无数短篇和随笔，每一部都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而他自己，只活了四十九岁。

日本政府后来把他的头像印在了千元纸币上（1984年至2004年版）。想想看，二十年间，每天有无数日本人掏出钱包，看到的是这张略带忧郁的、留着八字胡的脸。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一个在伦敦差点疯掉的留学生，一个跟妻子关系紧张的丈夫，一个被胃病折磨了半辈子的病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这个转变本身就比任何小说都更荷尔蒙、更狄更斯。

159年过去了，漱石的作品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切中要害。在这个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表演自我、人际关系越来越表面化的时代，回头去读《心》里那些关于信任与孤独的段落，你会发现漱石早就把我们看透了。他在一百多年前就诊断出了现代性的核心病症：我们最大的困境不是贫穷或战争，而是我们再也无法真正地相信另一个人。他用一个日语词来概括这种状态：“则天去私”——抛开自我，追随天道。这是他晚年对抗孤独的方式，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张处方。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做一件事来纪念这位159岁的老先生，我建议你去读《心》。不需要一口气读完，只需要翻开“先生的遗书”那个部分，读上十页。我保证，你会放不下来。不是因为情节有多曲折，而是因为你会在那些文字里，看到你自己那些不敢承认的东西。而这，正是伟大文学的定义——它不告诉你新的知识，它只是把你已经知道但一直逃避的真相，毫不留情地摆到你面前。漱石做了一辈子的事，就是这个。